保持信心不畏强权

迈克尔·达舍维奇口述

“在德国我们有权枪决耶和华见证人。你看见那枝枪吗？”盖世太保一面问，一面指着那枝靠在墙角的来福枪。“我就算把枪上刺刀插在你身上，也不会有半点歉意。”

那是1942年，纳粹党占领我的家乡时发生的事。我受盖世太保恐吓的时候，年仅15岁。

1926年11月，我在当时仍然属于波兰的斯坦尼斯拉夫（现在称为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附近的小村庄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9月至1945年5月），我的家乡先后被俄军、德军占据，最终受苏联统治。大战结束后，这里正式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1991年苏联瓦解，乌克兰宣布独立。

我的爸爸是波兰人，妈妈是白俄罗斯人，他们原先隶属希腊天主教会。可是，他们的信仰在1939年发生了改变，当时在邻近村庄霍雷赫利亚德，耶和华见证人有个为数30人的会众，其中两名妇人在传道时留下一本题名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册子给我们。册子描述的正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事态发展。因此，我特别留心阅读“各国为何大动干戈？”这个标题下的圣经解释。

战争并不是乌克兰惟一要面对的问题，这里还有严重的饥荒。前苏联总理斯大林采取铁腕政策，迫使人民流放俄罗斯。眼前种种苦况促使我更仔细考查圣经。我请一位住在霍雷赫利亚德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我学习圣经。

我的村庄奥达吉夫跟霍雷赫利亚德分别位于德涅斯特河两岸，一河相隔。我每星期乘小船渡河数次，前往对岸学习圣经。1941年8月，我和姊姊安娜，在河里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当时跟我们一起受浸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遭盖世太保拷问逼供

1941年德军开始进驻乌克兰，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冒着遭逮捕监禁的危险，也从没有停止向人传道。1942年，我成为先驱传道员，骑自行车往来探访邻人，向人讲解 圣经。不久之后，就遇上文章开头报道的事件，被盖世太保拷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做完传道，回家途中，顺道前去看望两位基督徒姊妹，一位母亲跟她的女儿。女儿的丈夫极力反对她的宗教，要知道她从哪儿得到圣经书刊。那天我不但随身带有书刊，还有信徒同工的传道报告。她的丈夫看见我走出房子，正要离开。

他大声喊道：“站住！”我抓紧皮包，掉头拼命跑。

他高声叫喊：“小偷！拿住他！”当时正在田间工作的人以为我真的偷了人家东西，于是合力把我拿住。最后，我被她丈夫带到警察局去，站在盖世太保面前。

盖世太保看见我皮包内的书刊，就以德语尖声喊叫说：“卢述福！卢述福！”我虽然不懂德语，也知道什么使他这么激动。约瑟夫·卢述福是守望台圣经书社已故社长，耶和华见证人在当时印制的书刊中，标题页都印有他的名字。那人当着警察和盖世太保面前控告我是他妻子的情人。他们也觉得指控荒谬可笑，因为他妻子年纪足以当我妈妈了。他们于是开始盘问我。

他们要知道我是谁，来自什么地方。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我怎样获得圣经书刊，不过，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他们把我痛打一顿，戏弄一番，然后把我关进地下室去。接着的三天，他们不停地盘问我。最后把我带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盖世太保恐吓要用刺刀杀死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的，只好低下头来，在没完没了的沉寂里等候。突然间，他说：“你可以走了。”

在那段艰难时期，不但传道要十分小心，就是举行聚会也不容易。1943年4月19日，在霍雷赫利亚德，我们用一所房子的两个房间举行基督的受难纪念聚会。（路加福音22:19）当聚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有人在外边高声喊叫说警察正迫近我们的房子。我们急忙离开房子，有的在花园里藏起来，我的姊姊安娜跟另外三名妇女则藏身地下室内。可是，她们却被警察发现，一一从地下室拖上来盘问。她们受虐待长达数小时之久，其中一人伤得很重。

 世事变迁

1944年的夏季，俄军打败德军，再次进驻乌克兰。身为耶和华的仆人，不论受纳粹党统治也好，受苏联管治也好，我们都是按照同样的圣经原则而生活，拒绝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这样，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很快又要面临另一场考验了。——以赛亚书2:4；马太福音26:52；约翰福音17:14。

不出几天，俄军开始征募年轻男子入伍。可是，俄军不是惟一需要新兵的人，乌克兰游击队也在地区内强行带走年轻男子，在森林里训练他们跟俄军作战。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要在俄军、游击队这两个敌对双方之间证明我们是中立的，好不容易。

有一次，俄军和游击队在我们的村庄爆发冲突，几个被杀的游击队员躺在我们房子前的街道上。苏联当局派人到我家查问，看我们认识不认识被杀的游击队员。他们调查完了，把我一并带走，因为政府当时正在筹组一个波兰军团，而我是波兰人，他们要我加入军队。

由于拒绝入伍，我跟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被押上火车，解往东部约700公里的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我们解释不加入军队的圣经理由之后，就被监禁起来，等候审讯。开庭聆讯的日子到了，我们站在审查员面前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他是个犹太人，我们于是提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事，后来摩西怎样解救了他们。这果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留心聆听。

我们在法庭没作出宣判以前，跟另外约二十五个犯人关在一间细小的牢房里。囚犯获悉我们因为拒绝加入军队被关起来，就大声呼喊说：“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可是，过了不久，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而是浸信会教徒。他们加入了军队，却因为不肯拿起武器，于是被抓坐牢。

1945年5月，我们仍被拘留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晚上，从兵营和街外传来阵阵枪声和嘈吵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我们不禁想到，这是骚乱声、打斗声，还是庆祝的欢呼声呢？次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理发店传来消息说战争结束了！不久，法庭就我们的案件作出宣判。我们跟浸信会教徒通通获判在劳动营服刑十年。

俄罗斯的监狱

我跟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被解往俄罗斯一所监狱。经过两个星期，我们搭乘的火车终于抵达莫斯科以东约400公里的苏霍贝兹沃德诺杰。这里有32个劳动营分布铁路沿途各地，劳动营行政中心设于苏霍贝兹沃德诺杰。每个营都囚有几千个犯人。我囚在苏霍贝兹沃德诺杰六个月之后，被送往第18号营房，其中的囚犯不是罪犯，就是政治犯。

我们做的是最吃力的工作，砍伐树木。 有的时候，我们要在积雪及腰的环境下，走过积雪，用手锯锯树，然后在雪地上拖拉树干。每个星期天吃过早饭以后，我跟营内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一起讨论圣经。这就是我们的聚会了。我们也会举行一年一次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聚会在浴室内进行，因为弄不到葡萄酒，我们以黑莓汁象征基督的宝血。

孤立无援的感觉，使人难以忍受。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他赐我力量坚忍下去，就如他在以利亚先知感觉势单力孤时强化他一样。（列王纪上19:14,18）我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的，上帝是我生命的支柱，在我最艰辛的情况下扶持我。

苏霍贝兹沃德诺杰附近有其他劳动营，每个营都囚了几个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不时跟他们取得联络。有个弟兄可以自由出入营房工作，他作为我们的中间人，把书刊偷运到不同的营房去。这样我们可以传阅仅有的圣经书刊。这样做使我们的灵性大受强化！

返回乌克兰

后来，政府颁布特赦令，我的刑期从十年减至五年。因此，1950年4月，我得以返回家乡，再次成为霍雷赫利亚德会众的一分子。在乌克兰，政府依然禁制我们的工作，向人传道仍十分危险，但从中得到的喜乐也很大。

回到家乡不久，我跟科扎克攀谈起来，他住在离我家约20公里外的扎博克鲁克村。我问他和家人的生活怎么样，我深知在集体农庄干活维持家人生计并不容易，这样问很容易打开话匣子。我接着解释圣经预言过在我们的日子会有粮食短缺和战争。（马太福音24:3-14）他想进一步讨论，所以我再次探访他。这样我每星期走大约40公里路到扎博克鲁克跟科扎克和他的家人研读圣经。虽然，跟他们研读圣经要花很多时间，也要冒遭逮捕的危险，可是，1950年8月，科扎克整家人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当时的喜乐足以抵消任何的辛劳有余。

科扎克一家受浸之后不久，就跟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流放外地。他们在1951年4月初遭官兵突围，没有任何审讯、听讼，随即给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科扎克一家跟我其他许多朋友被迫在远方另建家园。 *

霍雷赫利亚德会众里15个家庭，只有4个遭放逐，跟其他会众相比，比例不算大。这么大规模的放逐安排是怎样筹划的呢？原来政府当局早已掌握了耶和华见证人许多资料，拘捕他们实在易如反掌。看来流放名单在1950年编定，当时我还在俄罗斯监狱服刑，所以名字不在名单上。在搜捕前一个月，1951年3月，我跟费尼娅结为夫妇，她也是耶和华的忠仆。费尼娅的家人全给流放外地， 她因为嫁了给我，换上了我的姓氏，所以名字不在黑名单上，得以逃过流放的厄运。

信心大受考验

有这么多弟兄姊妹遭放逐，我们剩余下来的人得重新整顿工作。我被派前往邻近地区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照料当地各群会众。虽然，地区里许多弟兄遭放逐，但是，当地15群会众中，每群依然有大约30个耶和华见证人。我是个自雇木匠，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能够每月一次秘密地跟各群会众的弟兄会面。

我们通常在深夜相约前往墓地见面，这地方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使每群会众都有圣经书刊供弟兄姊妹阅读。偶尔，我们收到新近出版的波兰语或罗马尼亚语《守望台》，然后就把杂志翻译成乌克兰语。可是，政府却不断监视我们，要设法找出及充公我们用来复制书刊的简陋机器。

受政府禁制并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跟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同工失去联络，特别是在基督徒活动上带头，住在纽约布洛克林的弟兄。由于得不到适当的指导，会众很容易受纷争、流言，以及敌人的狡计困扰。有些耶和华见证人甚至离开组织，另起炉灶，倒戈相向。我们中间也有人传播捏造、破坏人信心的故事，诋毁在布洛克林带头领导的弟兄。

面对这样的情势，许多人觉得，使我们信心大受考验的，不是反对者的迫害而是会众成员彼此之间的冲突。即使有些人不再跟我们一起事奉上帝，我们深知紧紧依附组织，耐心等候耶和华把事态扭转过来，是至为重要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地区里绝大部分的耶和华见证人都抱这样的态度。我也很高兴告诉大家，许多一度离开组织的人，终于幡然悔悟，重投组织的怀抱，跟我们一起事奉耶和华。

即使在这段跟弟兄姊妹隔绝的艰难时期，我们继续在传道工作上保持忙碌，最后得以体验耶和华赐予丰盛的报酬。我们经历的祝福教我们难以置信！现在，我每次出席会众的书籍研究班，都回想起耶和华给我的种种祝福。我研究班有二十多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有人都是从我家庭成员协助而认识到真理的。

我的父母、姊姊安娜已经先后逝世，他们全都至死对耶和华保持忠心。我跟费尼娅依然活跃地事奉耶和华。转瞬间，三十年过去了，这段日子里，耶和华见证人在乌克兰经历连番波折，在这短短的篇幅内实难一一详述。回顾自己事奉耶和华这些年间，使我更深信他会继续成为我的支柱，扶持我，因为他这样论述自己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玛拉基书3:6。

［脚注］

［第21页的精选语句］

他们要知道我是谁，来自什么地方。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我怎样获得圣经书刊，不过，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

［第22页的精选语句］

孤立无援的感觉，使人难以忍受。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他赐我力量坚忍下去

［第20页的图片］

我跟费尼娅摄于1952年

［第23页的图片］

今天与费尼娅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