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惊涛骇浪驶回平静的海面

汉斯·施图尔姆口述

过去二百多年，我家的男丁都是水手。我的爸爸和爷爷都以海为家，我也立志要继承他们的遗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爸爸被征入伍，他在波罗的海游弋的德国海军扫雷艇上服役。到了1916年，他被派往一艘商船工作，这艘船在大战结束前是用来把铁矿从瑞典转运入口。后来，爸爸在1919年去世，虽然当时我只有八岁，但他给我留下的记忆，激励我勇往向前。

如果我想达成志愿，就必须有四年航海经验，其中20个月要在帆船上工作。这样我才有资格加入航海学校。所以，妈妈在我15岁时带我离开出生地斯德丁（现在的波兰什切青），到德国汉堡。我们知道莱伊斯公司拥有很多大型帆船。妈妈希望我可以在其中一艘商船当练习生。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学费，但莱伊斯先生由于家父的出身背景，愿意免费收我为徒。

1927年，一艘四桅钢帆船“帕杜亚号” *启航，我就是船上的练习生。“帕杜亚号”从汉堡开往智利，运载盛满硝酸盐的货物。这艘船没有引擎，只有帆。对于船上所有像我一样的小伙子来说，这些横渡大西洋的经历令我们毕生难忘。

我们经常要在惊涛骇浪中前进。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要把帆卷起。帆船正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究竟我怎样可以爬上索具，把篷帆降下呢？的确，我当时非常害怕！但我一收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照着吩咐爬上去完成任务。

形势逼人，身不由己

我的妈妈原本是个天主教徒。但爸爸死后不久，她就开始跟“热心圣经研究者”联络交往。“热心圣经研究者”是当时德国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妈妈后来在1923年受浸。我一向对天主教都不感兴趣，而妈妈说的看来很合理。所以有一段时期，我和妹妹玛戈经常跟妈妈一起参加圣经研究聚会。

1929年，我离开“帕杜亚号”到另一艘轮船工作了三年。这艘船把我带到北欧多个海港和地中海。我在其中一个旅程还有机会环游世界。我十分向往这种生活，更热切期望能够加入斯德丁航海学校， 就像爸爸一样。1933年，我终于在那里展开为期18个月的训练，预备将来成为合资格的大副。可是，形势所逼，我的计划有所改变，实在身不由己。

在那一年，希特勒开始独揽大权。国家主义也随即充斥德国。学生都兴奋地高呼“救星希特勒万岁！”但我记得妈妈教过我不应该这样做。后来，我被迫受审，要解释自己拒绝高呼口号的原因，但他们不接受我的解释，结果我被学校开除。学校的校长十分仁慈，他给我一封信，信里写明我已在学校上了一年课。由于我没有完成课程，所以连合格证书也取不到就要离校。我的世界看来变得灰暗、无望。

迫害逐步升级

由于我保持中立，于是被列入黑名单。我不能在船上谋生，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所以我留在家里协助母亲干活。那时她替别人做饭来糊口，而我也很乐意替她洗碗碟和预备饭菜。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年，我的生命出现了另一个转捩点。

我的姨丈奥斯卡住在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他知道我的苦况后就请我到他的餐厅工作。姨丈和妻子罗斯莉都是耶和华见证人。我欣然接受他们的建议。虽然他们不能给我固定薪金，但我跟他们一起较有安全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但泽成为所谓的自由城市。在国际联盟的“管治”下，但泽的幅员广大。国际联盟容许但泽成为自由城市，目的是要让波兰打开水路交通。可是，其实这个安排令东普鲁士跟德国的余下部分隔绝。希特勒对这个安排十分不满。事实上，后来希特勒入侵波兰，然后把波兰并吞，因而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在姨丈和阿姨家里住了不久，他们就收留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所以曾被关进集中营。他向我诉说在集中营所受的虐待。后来，姨丈和阿姨由于拒绝高呼“救星希特勒万岁！”而被捕，他们后来被释放。盖世太保也在这时找着我，虽然我没有被拘留，但他们审问我。

与此同时，仍然在斯德丁的妈妈收到德军寄来的文件，要征召我入伍。她立即写了一封行文谨慎的信给我，吩咐我到瑞典北部探内奥米阿姨。我知道她的言外之意其实是要我逃往他乡！

受纳粹党迫害

我们面对的考验愈来愈严峻。姨丈和阿姨都被捕。但 这一次，他们被送到距离但泽两小时公共汽车路程的史托杜夫集中营。他们要到1945年大战结束时才获得释放。可惜，姨丈在一艘载满集中营难民的船驶往西面逃避日益逼近的俄军时死了。阿姨得以生还，后来更成为全时传道员。

姨丈和阿姨被带到集中营之际，妈妈也在斯德丁被捕，更被监禁七个月。我的妹妹跟一对见证人夫妇的儿子结了婚，她也跟妈妈在同一时间被关进监里。她的丈夫和女儿被送到集中营，她的丈夫不幸死在集中营。妹妹的女儿则在八年内被关进一些臭名远播的集中营内，当中包括贝尔森集中营。

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和一些见证人由于拒绝替军队缝子弹带，结果被迫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户外站立，从早上6时站到黄昏6时，那时是11月严冬。此外，他们的日需口粮还减至每人一片面包和一壶水。他们每三天才有一些热汤喝。他们每晚要睡在没有睡铺，也没有稻草的混凝土地面上。他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熬了六个星期，集中营的官员见到他们仍能生存也很惊讶。

投奔异地？

姨丈和阿姨第二次被捕后，我意识到自己在盖世太保来找我前，必须离开但泽。于是我用姨丈暂借给我的一小笔钱来买了一张船票，乘坐一艘波兰船前往英国东岸赫尔。跟很多外国人一样，我上岸后获得批准，逗留三个月。

我立即前往伦敦克雷文台34号守望台社分社办事处。我在那里认识了当时的分社监督普赖斯·休斯弟兄。他安排我到他在英国西岸利物浦的亲戚史丹利·罗杰斯家里暂住。史丹利对我很好。

1937年春天，我在利物浦受浸，表明自己献了身给耶和华。可是，我仍然想以海为家。于是我加入利物浦航海学校，更在两个月后取得二副执照。但我留在英国的许可证快要到期，所以利物浦一些朋友替我找当地议员，把我的许可证延长三个月，我的确需要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在航海学校的航海导师知道我曾经在“帕杜亚号”工作，对我另眼相看。当他知道我尴尬的处境后，就建议我向蓝烟囱航运公司接洽。我认识了航运公司的主管劳伦斯·霍尔特。两年后，我们在利物浦一家公司的船上重遇。他问我是否领了大副执照。我告诉他，我还要多两个星期在船上的驾驶台工作的经验就行了，他于是安排我驾船到埃及塞得港。

我在1939年7月7日返回利物浦。我原本计划领取我的第一张大副执照，但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只好把计划搁置。后来，我被送上伦敦一艘船，但被政府当局发现，结果他们禁止我在任何船只上工作。此外，由于我是德国人，他们想以我是敌国公民的身份，判我入狱。但霍尔特先生协助调停，把我调到利物浦当园丁。可是，1940年5月，我再次被捕。同年6月，我更要乘“埃托里克号”到加拿大去。

往加拿大途中

“埃托里克号”载了五千个德国人。当中一半是难民，一半是战俘。冯·林根伯爵也在难民之列，据说他是前德国皇帝的孙儿。我们所有寄出的文件都必须经过审查。有一次情报人员看见一封冯·林根伯爵寄给英国王太后玛丽的信，信里的称呼语是“亲爱的玛丽阿姨”，他们立即问个究竟。但冯·林根伯爵一点也没错， 因为英国和德国的王室成员真的有亲戚关系。这件事让我更清楚知道战争只是无聊的把戏。

较早前提过的史丹利·罗杰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作朝圣者（后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周游监督）。他跟加拿大的见证人联络，也跟我和一个被驱逐出境的见证人同工托尼·斯特芬斯接触。他们寄来的信件和包裹令我们大受鼓励。我有两年半的时间被拘留在八个不同的监狱营房里。我通常负责搬运台椅。

返回英国，重获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被送返英国马恩岛拘留营。来自伦敦守望台社分社办事处的约翰·巴尔弟兄（现在是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的成员）带同当地一些见证人到拘留营探我。我在1944年获释，然后跟史丹利会合。其间，他跟妮达·托马斯结为夫妇，住在利物浦对岸的默西河港湾伯肯黑德。我在那里认识妮达的妹妹奥莉芙，然后在第二年跟她结婚。

我们一经许可，就返回德国探望妈妈。我走过以往熟悉的城市，只见颓垣败瓦、一片荒凉，令我悲叹不已。我也专程到汉堡重游莱伊斯办公室。我竟然在那里遇到皮宁船长。他是“帕杜亚号”的船长。我上两次在1928年和1929年的旅程就是在这艘船上！他在战时服役，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冲突中丧生。他的经历令他变得意志消沉。我听到他的经历，看见他的样子，也十分难过。

我在加拿大时，蓝烟囱航运公司仍有意录用我。所以我一返回英国，他们就立刻聘请我。1947年，我终于合资格领取大副执照。而奥莉芙在接着一年成为全时传福音者。

我终于找着人生目的

我重回大海的怀抱。一路上，我在远东一些国家遇到一些见证人海外传道员。但1947年在伦敦举行的大会在我脑海里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大会令我立下目标，决心为耶和华作全时服务。我的决定令雇主大失所望。但他们也十分仁慈，在1952年，他们容许我用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工作，令我可以跟奥莉芙一起参与全时传道活动。我自小立下要以海为家的志向，最终给一个更吸引的理想取代。

奥莉芙和我一起传道，有特权帮助很多人认识圣经真理的确切知识，我们十分向往这种生活。（哥林多后书3:2,3）多年来，我在区务大会和环务大会都享有额外的服务特权。现在，我继续在伯肯黑德附近的威勒尔半岛做长老。

1997年，我亲爱的奥莉芙逝世。回顾以往，我的前半生是在波涛汹涌的怒海中度过，一生起跌无常。但后来，我在耶和华仁爱的指引下，五十年来跟爱侣一起事奉耶和华，从事最有意义的工作，过着无风无浪的平静生活。

［脚注］

［第18页的图片］

1914年，我和爸妈合照

［第18,19页的图片］

我的德国退职证明书。这本证明书注明了我在四桅帆船“帕杜亚号”上的航海记录

［第21页的图片］

我和妻子奥莉芙参加1974年在伦敦举行的大会